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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火》,2018年,單頻道4K有聲彩色錄像靜照:31分18秒。所有影像由藝術家及空白空間北京提供。

頭腦的眼睛

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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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癲是吸引人的,因為它是一種知識」,米歇爾·傅柯(Michel Focault)在《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1961年)得出這樣的結論。傅柯從歐洲社會文化、法庭及醫學等角度,對瘋癲進行分類,他認為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的文學與藝術作品中描繪的瘋子,是一個曖昧的形象。這些瘋子同時具備「威脅與嘲諷,世界上令人暈眩的不合理以及微不足道的嘲笑」。文藝復興後,伴隨著對精神病的制度化,理性與非理性之間才真正出現明確的分界。理性的客觀現實需要保護,免受非理智的破壞。

然而,這樣的觀點對於駐北京影像藝術家王拓而言並不清晰。「我認為現實是混亂的。」一月份的時候王拓告訴我,當時他正在長春拍攝接下來的兩部作品。「我嘗試構建現實中的平行結構」,他解釋,在過去的幾年,他的錄像作品以深陷困境的心靈作類比,從背負著「完美」的壓力的美式家庭,到中國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持續性創傷,探討集體潛意識中的傷口。王拓的藝術中,個體隱秘的痛苦與他們的命運環環相扣,在非線性敘事及快速的風格切換中被拆解,從而產生了向世界延伸的、幻覺般的分裂。

滑稽的個性

這些搖擺不定的角色來自於王拓對自我侷限的探討,在他不斷演化的實踐當中,轉而融進身體及表演性的概念中。

王拓1984年出生於長春,2007年在東北師範大學獲得了生物課程的本科文憑後,在北京清華大學就讀碩士繪畫課程。對他而言,雖然重複地描摹大師級作品是一項枯燥的訓練,但是這令他開始關注自己在畫架前的身體動作。2012年,在他離開中國,到波士頓大學完成碩士藝術課程前,他創作了《敬佛請上三炷香》,並將繪畫和行為表演融合其中。在作品中,他和父親在鏡頭前互相為對方修剪頭髮,利用掉落的碎髮繪畫出油畫布上抽象的結構。

2014年從波士頓搬往紐約後,他繼續創作這些繪畫及表演,但是他很快就開始厭倦這些「老套的」、以藝術家的肉體為中心的表演。他想要探索身體如何成為記憶和經歷的載體,以及已知勢力和文化元素如何影響它的行為。

《角色扮演》,2016年,單頻道4K有聲彩色錄像靜照:24分31秒。

《角色扮演》(2016年)結合了王拓早期對於表演型自我的可塑性的反思。影片開場極具紀錄片風格:一對夫妻正坐在紐約上西區的高級公寓中進行婚姻諮商。他們坐在沙發上,正對著鏡頭,不時禮貌地回應由鏡頭外、不出聲的心理咨詢師(由藝術家飾演)的詢問,回答有關他們婚姻關係的問題。拍攝時即興的對話與1981年重製版電影《郵差總按兩次鈴》中的對白相互交錯,這部黑色經典講述了偷情者共同謀劃殺害丈夫的故事。微微搖晃的手持鏡頭特寫著他們困頓的臉,伴隨著由同樣的演員演繹的兩段對話,共同講述了他們的幻滅。

從表面上看,《角色扮演》對比了兩個表演,前者由現實主義定義,後者由情景劇定義。「最好笑的是兩位演員本身都沒有成為中產階級的經驗,」王拓說道,「他們唯一的考據來自他們曾經演過無數次的中產階級角色。」這將這段表演置於「真假之間」。《角色扮演》也因此強調現實主義是由觀眾及演員基於約定俗成的原型和慣例,互相替換著定義的,當中的真實性無法輕易地被解析或量化。

由錄像靜照的蒙太奇組成的短片《審問》(2017年)中,王拓更加明確直接地處理自我的建構這一概念。同樣地,作品將兩段情節編織在一齊,一段受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紀檢委)的朋友啟發;另一段則改編自導演英格瑪·褒曼(Ingmar Bergman)的《假面》(1966年),電影中失語的女演員及喋喋不休的護士發現她們的身分重疊在了一起,這兩個角色顯得無力且無法理解她們心理上的轉移。相對的,那位紀檢官員卻闡釋了溝通時的偽裝術,剖析對話者如何利用語氣和肢體語言互相操縱。官員自身經歷了一次凶險的轉變:故事從他面試該職位時講起,探索他作為審問員,如何利用心理技巧,從不願開口的對象中獲取他所需要的信息。電影的圖像和剪輯與兩種互動模式相對應。年輕人與紀檢官員交談之間的跳接消除了持續的緊張氣氛,特寫的各種手勢和暗示挑起了審問者警惕的神經。對比之下,海景鏡頭和透明織物上的手之間的柔和色調,令女演員和護士的身分之間的曖昧邊界形象化。

《審問》,2017年,單頻道HD有聲彩色錄像靜照:18分35秒。

在《審問》的演繹中,人類行為本身成為了表演的代名詞,要求我們不斷評估自己和他人的表現。正如旁白於短片開始時所警告的那樣:「很多人會用故事包裝他自己的經歷,這樣的人一般都不可信。」 在王的電影中,發明自我和破壞自我一樣容易,這樣的身分在現實和幻覺之間永恆地搖擺。

迷宮的中心

2017年回到中國後,王拓開始在他的作品中灌輸更強的地方意識,將他的角色的內在掙扎標註在更廣闊的心理地圖上。他在北京安定下來,首都總是以近乎恆定的速度刮落、更新,不斷地進行現代化改造,這令他在熟悉與陌生之間感到迷失,在古老和嶄新、本土和異國的融合之間感到困惑。他將他對北京的印象,比喻為與科幻小說中「巨大沈默物體(Big Dumb Object)」之間的邂逅,「但是以一種洛夫克拉夫特的眼光來看,當你走得越近,你就越是接近瘋狂,」他留意道,「所以在我的作品中你不會看見中國,你只能看見在這當中對抗著這個複雜現實的人。」

《漩渦》,2018年,三頻道HD有聲彩色錄像靜照:12分30秒。
《漩渦》,2018年,三頻道HD有聲彩色錄像靜照:12分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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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漩渦》(2018年)及《癡迷錄》(2019年)利用建築學術語探索兩位建築師主人公扭曲的心理。在前者當中,御宅族主角在畫外音中談及他的線上好友蕾娜,尋思欲望、違規、以及建築師在千瘡百孔的三維現實及理想的二次元藍圖之間的跨次元樞紐。這個三頻道裝置透過辦公室中不同角度的偷窺鏡頭,營造空間上的違和感,窺看主角走下同一條樓梯,依次消失在一個頻道的右下角後,又重新出現在另一個頻道的左上角。真人影像時而被閃爍的動畫打斷,映照著主角的現實:旁白提及加班時,漫畫家的黑白手稿被揉皺的紙團包圍著;手掌在磨砂玻璃門上滑動的影像,與雙手緊抓著女孩的動畫剪接在一起。隨著這些現實與動畫之間的斷層變得令人不安,觀眾逐漸意識到,旁白所說的無法抑壓的慾望「漩渦」,指向的是建築師自己對於這個幻想朋友的癡迷與執念。觀眾不時能透過主角的電腦桌面背景中看到恐怖遊戲《暮蟬悲鳴時》中的女主角蕾娜,印證了出現在影片中的蕾娜是同一個蕾娜。「這是《漩渦》中的其中一個彩蛋,」王確認道,「作品的靈感來自於2017年章瑩穎綁架及謀殺案中的兇手布倫特·克里斯滕森(Brendt Christensen),他的瀏覽器歷史正正顯示了他是《暮蟬悲鳴時》的粉絲。」

《癡迷錄》透過呈現迷宮般的室內空間,放大了扭曲的頭腦中的迷失感。畫外音中的建築師,正遵循催眠治療師的指示,將自己想像為一棟建築;他選擇了北京的福綏境公寓,一棟年久失修的1950年代社會主義建築。當鏡頭搖晃著穿過由對聯和閃爍的彩燈裝飾的防黴走廊,畫外音中的主角思忖著一棟建築是如何表達建築師的潛意識的。王的視覺效果消除了一切空間邏輯,其中一個鏡頭指向了一系列漫無止境的走廊,向史坦利·庫布裡克(Stanley Kubrick)的《閃靈》(1980年)致敬。這一連串的段落不時地被不協調的極端特寫打斷,如深褐色的眼睛以及從泡罩包裝中取出藥丸的指尖。這個人被視為碎片,而他的真實想法埋藏在層層疊疊的理論和軼事中,在想像之旅中被層層拆解。

在《漩渦》與《癡迷錄》中,心理上的困境營造了實際物理上的困境——頭腦塑造了空間。但是王的不可靠敘事者們(unreliable narrators)同樣演繹了它的反面:空間塑造了頭腦。滿目瘡痍的世界將《漩渦》中孤獨的主角推向幻想,而在《癡迷錄》中,殘破的社會主義紀念碑代表了旁白的自我構想,是一個在遺棄了舊的集體主義理想的社會中留下的「失敗結構」。「這些角色在這個世界中,孤身一人對抗著一些不可見的事物,」王說,「我想所有的人類都面對著這樣一個空洞。」

《煙火》,2018年,單頻道4K有聲彩色錄像靜照:31分18秒。

時間的形狀

在過去的四年中,王著手創作以中國東北地區精神和歷史遺產為中心的電影四部曲。正當這位藝術家細量如何接觸這主題時, 他在新聞中讀到了令人震驚的張扣扣的故事。2018年,這名陝西人刺死了三個鄰居,並焚毀了他們的車子。事源二十二年前,十三歲的張看著他的母親被鄰居毆打至死。「有很多事件都可暴露出中國的矛盾和混亂的現實,我認為這一件是個完美的選擇。」他說道。對於這位藝術家,此案揭示了價值體系的衝突,一種建基於法律的條文──植根於中國20世紀初所採用的西方法典,另一種則建基於古老的孝道和正義復仇原則。 「你可以在案件的公開討論中看到這一點。有一半人說:『張扣扣違反了法律,應該將他處死』,而另一半則認為他是英雄。」

《扭曲詞場》,2019年,三頻道4K有聲彩色錄像靜照:24分38秒。

四部曲之首《煙火》(2018年)將張扣扣的故事移植到東北,展示了藝術家快速插入靜幀和動態圖像的招牌風格。這部電影展現出有關精神的重疊敘事和從中國文學和史籍借來的的孩子復仇故事。該作品結合了一個年輕的砌磚工回家復仇的鏡頭,穿插他探索了一個製片廠倉庫的黑白照片蒙太奇,並以畫外音敘述了不同的故事。在影片的一部分中,虛構的張身穿軍裝,揮舞著道具槍支,他講述了施劍翹的真人故事。她在1935年暗殺了十年前負責處決父親的軍閥。

《煙火》中歷史和虛構的插入語在視覺上被暗示為張的心理幻覺。而重疊的時空則在《扭曲詞場》(2019年)的世界中被展現成固有的。這部三頻影像續集是在真正的張扣扣被處決的那一年創作的,距大學生郭欽光死於反帝國主義的五四運動的一個世紀之後。這一個轉折點被中國共產黨後來定性為革命萌芽的時刻。1919年,郭死於肺結核並發症,儘管如此,他被運動高舉為一名烈士。跟張一樣,通過別人的重述,他變成了一位傳奇人物。《扭曲詞場》將這兩個人物並列在一起,這可以從張在決定命運的一天前獨自在骯髒的公寓裡,和一位中山裝束的學者在自然中徘徊沉思這些充滿氣氛的場景中看到。穿插著早期現代鐵路的檔案剪輯和高速火車的鏡頭,將過去和現在的旅程融合在一起。如果《漩渦》是集中在心靈與物理空間之間的聯繫上,那麼王的最新計劃更標誌著更高層次的抽象。考慮到人體可以跨時間訪問空間中的痕跡,從而具體化了藝術家構建平行現實的概念。

這種表述充滿了創傷的潛流, 這與王在哈爾濱所經歷的令人不安的經歷有關(從長春出發坐火車只需幾個小時)。「東北地區的城市非常相似。四處逛逛並與有相同口音和觀點的人交談對我來說就就像是處於一個平行的世界中。在哈爾濱的第一周,我經歷了很多噩夢,這些噩夢暴露了我自以為已經忘記的不好回憶。這讓我意識到,這種平行世界可能是一個觸發因素。在我的城市中我不曾記起,因為物理環境告訴我的潛意識那些記憶很危險。但是在一個類似的平行世界中,一切都如此生動地回到了我的身邊。」

在《煙火》中,同步性受痛苦銳化。例如,一個夜景鏡頭中,張在復仇後以火花照耀著夜光。這與一個孩子在未能喚醒他不能動彈的母親後看煙花的回憶互相對比。在《扭曲詞場》中,一個陰鬱,咳嗽著的郭欽光講述一個蒲松齡的經典故事。當中一個自殺學者的臨終願望喚起了一個女人的幽魂,這個幽魂反覆地從他房間的橫樑上吊。 王的電影作品讓人回想起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晶體影像概念。鏡像反映的形式裝置和循環性會產生內部思維與外部現實的「短路」,將人類短暫的時間體驗形象化。其中現在的行動、回憶和慾望投射摺疊了過去,現在,未來。

這種方法在四部曲以外的作品《共謀失憶症》(2019年)中特別有效。該作品跟隨一個年輕紅衛兵,他沉迷於在被洗劫的檔案室中發現的一個鬼故事。以及現代一個文思枯竭的中年男作家。當紅衛兵大聲朗讀鬼故事時,作家成為了主角的替班。這名主角是個學者,他因母親突然逝去,未能報答母親之恩而深感內疚。以至於開始誤認自己的妻子為母親的鬼魂。最終上吊自殺。作者的被掩蓋的浴室鏡子和風鈴的聲音等元素將男人的家與紅衛兵以文字敘述的荒涼房屋聯繫起來。這位迷失方向的作家最終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殘破的劇院,在那裡他高興地認出了自己的母親,一位正在排練動作的黃梅戲演員。這個幻覺被銅鈸的撞擊聲和黑白照片的連珠炮般的蒙太奇打破。這些照片展示了年輕的他被迫在同一個台上公開鞭打他的「資產階級」母親。從想像中醒來後,他大聲承認自己如何無法表達所發生的事情。並在電腦上刪除了一個名為失憶症(amnesia)的文件。然而,這部電影以這位女士避開在仍然流行的黃梅戲中的慶祝場面為結尾,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歌唱戰勝沉默。王解釋說:「我經常將音樂和聲音作為平行的陳述,並帶有自己的時空。在我的電影中,我嘗試談論很多本不應該看到或談論的事情。音樂和聲音可觸發人們的潛意識去訪問歷史的某些部分。」

王目前正在完成他的東北四部曲的最後兩部:《通古斯》和《哭陣門》(皆為2021年)。薩滿教──在《扭曲詞場》中由一個男孩被錯誤地指控進行這活動和巫師的鼓風元素所暗示的──將成為《通古斯》的主題,也包含在1948年長春圍城中不言而喻的力量「覺醒」。各種薩滿教傳統中包含靈魂附身和交流的儀式,但王認為巫師更像是一個跨維度的旅行者,能夠進入不同的時空。他設計了一個獨創的概念,稱之為「泛薩滿化」,他說:「這與真正的儀式無關,而是使您相信的觸發因素」。在《通古斯》中的觸發因素是數千名平民之飢餓,他們被包圍著城市的共產黨和駐紮在其中心的國民黨餓死。受害者的集體精神「可以重塑東北的地理和現實,即現在的現實。」前幾部電影中的人物將重現,主要是張和郭。另外還有兩名朝鮮戰士。藝術家發現了史實中朝鮮籍獨立師團在長春圍城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受其啟發。這部電影的廣闊視野體現在伴隨的繪畫作品中,當中綠色制服的士兵與穿袍的古代人物並存。畫布上的彩繪斑塊暗示著時空織物的撕裂感。 

如果說瘋狂是與當前現實的極端突破,那麼王的主角似乎就是瀕臨於瘋狂。然而,在他們堅不可摧的鬥爭中,他們喚起了跨越時空那不可思議的同步性,正是在這裡,他們透露了他們對世界永恆混亂的認識──這是王那些維度跳躍的巫師所共有的智慧。不可控制的瘋狂和自我消散的另一面是對超越和景象的掌握。王在接近萬變現實之真確複雜性的嘗試中例示了後者。他說:「薩滿是我觀察時間的工具。 我實踐的真正對象是歷史。當我回顧歷史上的那些時刻時,我會採用巫師的形式,飛上天空,我能看見身下遼闊的時間和空間。」 

《通古斯3》,2020年,油彩布本,120 x 140 厘米。
《通古斯3》,2020年,油彩布本,120 x 14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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