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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T VONNEGUT,《Life is no way to treat an animal》,2004年,鉛筆畫,20.3 × 12.7 厘米。圖像由羅德岱堡Old Florida Book Shop提供。
KURT VONNEGUT,《Life is no way to treat an animal》,2004年,鉛筆畫,20.3 × 12.7 厘米。圖像由羅德岱堡Old Florida Book Shop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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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a’a Khalid 對 Kurt Vonnegut

一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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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過的第一本Kurt Vonnegut的書是他的回憶錄 《A Man Without a Country》(2005年)── 順帶一提,這是他答應寫作并且版的最後一本書。那是2006年,我父親在機場購買了一本。他在只閱讀了幾頁之後就斷言Vonnegut是我們時代所需要的重要聲音。當時是我們深陷於「反恐戰爭」的第五年。我那年二十一歲,剛從藝術學校畢業,不單擁有必有的怒氣,更只對我所斷定為人類作不人道行為的能耐感到困惑。成為一個成年人意味著需要化解人類不可化解的行為,例如說我們可以一邊寫述水仙花的詩,卻一邊建立著虛偽和野蠻的笨拙政權。

在見到父親揮舞著回憶錄的數週後,我在書架上找到這本書。中間藏著一個書籤,在它標識著的頁面上有一副墓碑和墓誌銘的卡通,印著:「Life is no way to treat an animal。(生活不該如此對待動物)」 

僅此而已,Vonnegut就讓我著迷了。我正在在成為著一個充滿希望的憤世嫉俗者,急切地需要一個對我粗暴地咕噥的聲音。我用了一天半的時間從頭至尾讀了《A Man Without a Country》,然後讀了《Timequake》(1997年)和《Breakfast of Champions》(1973年)以證實Vonnegut是一個機智的天才,一個不僅是沒有國家,更沒有時間的作家──就是那種年輕藝術學生開始思考他們的作品未來可能具有的政治影響力時需要學習的社評家。Vonnegut似乎對藝術以及對政治的影響持懷疑態度,甚至在自傳中將越南戰爭期間藝術家的反戰努力比作從梯子掉下來的奶黃派。然而,他透過堅持以人為本和擁護主動守禮的思想來削弱自己對政治的失望,反過來造出體現了一輩子不倦地宣揚仁慈和同理心高於一切的小說。

我著眼於Vonnegut的敘事以更好地理解喜劇調劑的優點,以及在圍繞難以消化的歷史或情況創作時它最佳,最適當的運用。就像諷刺手藝的小型大師班一樣,他的小說是一流的掛毯,由奇異的荒誕情節和轉折組成,漸強至有時是最荒唐的高潮。

它們同時引人心碎和發笑,經常結合流行的科幻橋段(如時間旅行)與尖刻的諷刺,以提出一些建基於我們在地球上的生活的道德和倫理問題:自由意志(或所沒有),戰爭,暴力,權力──重中之重的哲學難題都有提及。然而,故事總是很滑稽可笑。翻開一本Vonnegut小說,你可能會面對一桶炸雞或一台古老刑具的畫,例如在《Breakfast of Champions》中那樣。可是無論如何,他都會用一系列的風趣語言,絞刑架幽默,與關注,以一種只有真正矛盾和人性化的東西才可以做到的方式來掐你一下。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一直依靠Vonnegut的書來逃避生活有時帶來的壓迫。兩年前,我擁抱著一本《The Sirens of Titan》(1959年),在我閱讀最後數章時輕輕地哭泣。當時命運給了我一個意想不到的難題,我傷心欲絕,這樣做感覺是對的。今年較早前,我從《Slaughterhouse Five》(1969年)中閱讀一節,試圖作典型地書呆子氣的調情,在這裡我只能說它的確有效。在那一節中,主角Billy Pilgrim從時間中鬆開,觀看一套倒放著的戰爭電影。士兵們四處奔波,從受傷的身體中抽出子彈,讓「所有東西和人都完好如初。」隨著我自己的實踐越來越多地轉向日記體短篇小說,我再次回到Vonnegut,以更好理解如何譏諷自己的生活,因為他尤其是這門手藝的大師。當被邀請考慮我想在這裡寫些甚麼的時候,我猶豫了一下,並在腦海中思考我有幾分文化見識可對Vonnegut作人物簡介。畢竟,一位寫作慾望和疏離的沙特裔,穆斯林,南亞女性藝術家,有甚麼可以向一個來自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壞脾氣白人老頭學習呢?似乎真的有很多。Vonnegut誠為與時遷移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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