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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辺行久,《Where has the River Gone?》,2000/18年,沿著中里村的信濃川豎立的黃色旗幟,尺寸可變。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現場照,2018年。照片由中村脩所攝。圖像由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委員會提供。

每日地球

磯辺行久的生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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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70年4月22日第一個地球日在美國主要城市和大學校園舉行以來,我們的藍星已經進行了18450次自轉。威斯康星州民主黨參議員Gaylord Nelson,受反越戰抗議示威啟發,於1969年9月在西雅圖的一次小會議上首次提出了這想法,試圖「撼動政治體制」,並推動將環境問題「列入國家議程」。從那時開始,它發展成了由學生主導的全國性運動。為了紀念在紐約市裡舉辦,市長John Lindsay從第59街到第14街封鎖了第五大街。好萊塢巨星Paul Newman和Allie McGraw在聯合廣場發表了演講,超過一百萬人參與。一位35歲的來自日本的藝術家磯辺行久設計了海報:兩個箭頭,一藍一綠,順時針圍繞著一對綠色和藍色的半圓形軌道。標語寫著「每日都是地球日」。

這極簡的標誌並不是磯辺為第一個地球日所做的唯一貢獻。作為Environmental Action Coalition紐約分部的成員,他還設計了一個「以空氣架構的圓頂」,該組織將其稱為「地球人民公園」。在聯合廣場北側的這個莢狀建築長達40多米,彎曲的牆長10米,頂點高3米。專家和擁護者在裡面為公眾開展了一些推動環保意識的教學。在這結構構成的封閉環境中,人和思想不斷傳播,支撐著莢狀建築的空氣一樣。

就在人類首次乘坐航天器突破大氣層並從上方俯視地球的那刻,現代發展中社會從六十年代開始視地球為資源有限的封閉系統。磯辺在2018年接受紐約日本協會(Japan Society)的藝術館館長神谷幸江採訪時回憶道,發明家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建築結構以及關於人類福祉的全球規劃的書《設計革命:地球號太空船操作手冊(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1968年)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磯辺在1966年得到工作和居住許可後,就職於紐約市公園和遊樂部幫助策劃公眾活動。在紐約居住期間,他沉迷於當時的反主流文化中,包括爵士、現代舞和普普藝術,以及嬉皮士和公社運動。他對於當時在社會上傳播的思想的熱誠,激起了他對環境問題的採訪,並在日本雜誌《建築文化》開始了「美國的明日先鋒(Pioneers of America Tomorrow)」系列的寫作。

其中一位他為了雜誌專欄而採訪的人是Ian McHarg,一位出生於蘇格蘭的景觀設計師,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教,他的區域規劃思想建基於與土地現有自然系統的合作。McHarg的書《Design with Nature》(1969年)建立了「生態規劃」的概念,至今仍被廣泛閱讀。受McHarg的啟發,磯辺在1971年成為了賓大的研究生。當時他仍在為這城市工作。他的論文標題為《治療社區發展的可行性研究》,建基於他為紐約市所做的工作:他試圖為位於Hart Island Phoenix House的吸毒者社區建立具有創意和健康生活的社區。在1970和1971年的夏天,磯辺又為Phoenix House的八月年度籌款活動創建了兩個充氣建築物,稱之為「Summer Happening」。在這巨型的圓頂內,歌手和樂隊在數百人面前表演。

當磯辺為紐約提高環保意識的活動,建造輕便、低衝擊充氣建築時,在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Expo ‘70)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為了給萬博會僵化、理性規劃中的南北、東西軸線讓路,千里山被炸毀。其核心是岡本太郎70米高的三面人形《太陽之塔》(1970年)。它闖入了由建築師丹下健三設計的粗獷派「大屋頂」廣場。大阪萬博的主題是「人類進步與和諧」。正如藝評人椹木野衣所指出,日本政府借鑒了日本戰後建築運動新陳代謝派的宣言,基於生物形式創造出巨型建築結構,甚至將萬博會用作「環境藝術」的平台,其中包括「環境之會」的成員。但是,這種平白無故就從扁平的地面升起的、巨型而國際化的現代技術奇觀,沒有任何生態學意義。

當時,日本還沒有生態規劃的概念,儘管在水俣市廢水中毒事件發生後,公眾開始關注空氣污染和工業化學物質的排放。磯辺獲得賓大的碩士學位後,在1972年,McHarg響應日本通商產業省(現經濟產業省)的要求,對山形縣米澤市的一個工業區進行了環境影響評估。為了與政府合作,磯辺和他的同學Harvey Shapiro組建了公司,Regional Planning Team Associates(RPT),並於1974年回到日本。磯辺和Shapiro為日本帶來的,是McHarg考慮土地財產如何為人類活動提供了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原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磯辺繼續在包括東京工業大學在內的幾所大學演講,並為許多基礎設施項目進行了環境影響研究。

磯辺行久,《Wind Direction Undefinable》,1998年,混合媒材,435 x 517厘米。展覽「Things Entangling」現場照,東京都現代美術館,2020年。照片由Kenji Takahashi所攝。圖像由藝術家及東京Art Front Gallery提供。

磯辺仍在紐約時,堅持了他早期的環境倡導項目中的藝術實踐。他為第一個地球日和Phoenix House設計的充氣結構實際上是從他的雕塑演變而來的,包括他與藝術家和電影製片人Masanori Oe在1968年為布魯克林博物館舉行的自由活動展覽「Some More Beginnings: Experiments in Art and Technology (E.A.T.)」共同創作的V形充氣《Double-Skin Structure -1》(1968年)。試驗了充氣的降落傘的(他稱之為「浮動雕塑」)之後,磯辺用被風扇撐起的降落傘,隨著電影放映和音樂表演,設計了「浮動劇院活動」。磯辺在2018年的一次採訪中說,「風是一種生態元素,但同時也是最令我感興趣的一種藝術媒介。」

1974年回到日本後,磯辺暫停了他的藝術實踐,以便專注於RPT的項目並在日本傳播生態規劃的原則。當他經歷了近20年的中斷,在九十年代重返視覺藝術時,他的作品明確地借鑒了他的生態規劃經驗。在2020年東京都當代美術館的展覽「Things Entangling」中,策展人Kyongfa Che和Elodie Royer展示了他其中一件作品,一團濃密、不斷上升的黑色旋轉箭頭,《Wind Direction Undefinable》(1998年),以及RPT在1976年為日本土地機構製作的彩色的大阪灣編碼地圖,將他的兩種藝術實踐並列在一起。後來,他創作了越來越抽象、彎曲箭頭纏結的作品,將符號從其特定含義中解脫出來,以說明更廣泛適用的自然現象。隨後,他利用富勒的三角測量地圖作為裝置《Ocean Current Resource: Dymaxion Map》(2013年)的基礎,透過覆蓋在多彩的大洲上的水管網絡,用箭頭代表著在全球暖空氣和洋流的流動方向,覆蓋了以多種顏色渲染的大洲。

在談話中,磯辺告訴神谷,作為生態規劃師和藝術家,兩者的工作內容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分別。九十年代末,當他被邀請到越後妻有地區進行環境調查時,他清楚地認識到他的藝術干預與生態計劃背後的科學並存。這啟發了他在2000年越後妻有藝術三年展(ETAT)所展出的項目《Where Has the River Gone?》(2000年)。項目繪製了在安裝大壩和堤壩之前的信濃川的蜿蜒小徑,使用600面黃旗鋪設了3.5公里的土地和稻田。此後二十年,他在ETAT完成了多個項目,包括《A Monument of Mudslide》(2015年),用黃旗追溯了2011年地震後灑落在山上和辰口的區域公路上的泥土。

對磯辺而言,繪製土地的流動既不是工具主義,也不是富勒在《地球號太空船》中提出的技術實證主義,利用我們的「智力」來「攔截和重新定向局部能量模式,以此認識流動規律並重新分流……來增強人類的能力。」相反,磯辺的目標是描繪「人類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這基本現實。那麼,他的作品就一直圍繞著灌輸意識(六十年代的說法是提高意識),這可能導致人類維持自然界的循環與流動,令未來的每一日都成為地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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